电影，历史，与恶劣的人性
文_朱白
需要凝视的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一九四二》，还有作为历史一个至关重要的时间上的“一九四二”。
一九四二年，在国内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年，虽不是正面战争发生的时节，但却是华北日占区百姓被蹂躏最惨重的时期。正面战场虽然少见大举动，但日军对华北地带的扫荡却是最疯狂的，大批死伤的中国百姓，用血流成河来形容是最恰当的。如果将眼光放至全世界，一九四二年也常被称作二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一年，此年同盟国开始对轴心国展开反守为攻。二战三次重要转折点中两次最重要、最有意义的，都发生在一九四二年，斯大林格勒战役时的德军从此转攻为守，中途岛海战使得日军从此转攻为守，世界格局即将发生新的裂变。
在电影《一九四二》中尽管我们看不到更多的关于宏大历史的叙述，但透过蒋介石被阻止去参加四国会议等片段，也能看出来举国上下当时的动荡，以及处于世界新格局的不安中。
而大的环境动荡，不但带动国内小环境的颠沛，同时也在一点点荼毒这里的百姓。日军飞机扫荡平民，国民党军队抢夺百姓粮食，百姓之间自己的恶斗和争抢，在一九四二夏季发生了罕见干旱之后的日子里，显得格外逼真，人性上的坏与恶，正在因为大环境的催化和培养，一点点流露，直至光天化日暴露无遗。电影《一九四二》对此不遗余力地展示，同时也意在再次戳穿民族的劣根性。
电影《一九四二》试图通过四条线索来展示这个过于繁杂和斑驳的年月。范家少东家在接连触碰到被抢、烧宅、丧子、逃难、炮轰、丢粮、丧妻、弃女、死孙之后，不但从地主沦为灾民，身边亲人也都相继离去，有死在莽撞村民手中的，也有被饥饿折磨致死的，还有不得不离他而去自寻活路的。少东家最后只能从路边捡到一个死去双亲的女孩，就此老少搀扶着继续走在回乡的路上。这条线索是故事的主要脉络，意在展示旱灾给苍生带来的疼痛，吃树皮甚至吃人肉，以及发生的一系列偷盗贩卖行为，都成了宏大历史下的卑微细节。
与此同时还有一条线索是国民党最高领导蒋介石和河南省主席的会面，以及未能展开的国际动态和当时的官僚腐败。蒋介石慨叹，最喜欢的日子还是北伐之时，不用顾全大局，还有民众的万般支持，而此时自己要顾及的难民、国际形象、战区等等环节，它们之间还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孰轻孰重，这自然又是一道历史出给政治家的难题。
《时代周刊》白修德作为一条线索，显得过于敷衍，但他代表的国外媒体观察视角也有格外重要的意义，他流露出来的不解，跟今日年轻观众在电影院里看《一九四二》的不解颇有相似之处，比如悲惨的局面最高领导了解吗？为什么国家对灾情不作为？而作为战地记者，白修德用与生俱来的普世价值承担了采访和洞察真相的历史人物，以此换回来了自己的普利策新闻奖。虽然对于历史格局，他不是改变局点的那个环节，但作为人类善意的价值观，他也有着自己存在的理由。
受到质疑的线索是张涵予扮演的传教士，他一路与灾民相伴，到最后虔诚受到质疑，他开始怀疑上帝的存在，影片在这里不但显得生硬，还刻意耍滑头般地嘲弄了宗教给予人类的力量。如此唐突地直指上帝对民众灾难的不作为，简直令异教徒都快看不下去了。
关于历史太多细节无法、也根本不可能在一部电影中全部展开，在这短短的一年里所发生的值得记载和改变历史的瞬间就已无数。还有只在电影背景里一笔带过的中国远征军参加的抗日战争滇缅路战役，其惨痛和悲壮也值几部电影来叙述。但电影作为艺术作品却可以承担起了解历史，进而唤醒人温故历史的义务，《一九四二》不是历史教材，却直接而悲观地亮出了这个复杂的历史图标。
作为历史题材的电影，《一九四二》甚至无意去呈现上面提过的那些过于宏大的历史，而所谓转折点也非这部电影要给予观众的，它将摄影机对准了民族人性的深处，甚至不惜放大，将其恶劣的极致逼真再现，这种民族的劣根也成了现代人最深恶痛疾的败坏疮口，它的危害之处在于我们不乏警觉者和揭发者，但却都对它陷入绝望，人性中的贪婪、自私、冷漠、恶意、攻击性等等，某种意义上是不可“治愈”的，它们伴随人类历史同生同息。
……
电影，历史，与恶劣的人性
文_朱白
需要凝视的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一九四二》，还有作为历史一个至关重要的时间上的“一九四二”。
一九四二年，在国内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年，虽不是正面战争发生的时节，但却是华北日占区百姓被蹂躏最惨重的时期。正面战场虽然少见大举动，但日军对华北地带的扫荡却是最疯狂的，大批死伤的中国百姓，用血流成河来形容是最恰当的。如果将眼光放至全世界，一九四二年也常被称作二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一年，此年同盟国开始对轴心国展开反守为攻。二战三次重要转折点中两次最重要、最有意义的，都发生在一九四二年，斯大林格勒战役时的德军从此转攻为守，中途岛海战使得日军从此转攻为守，世界格局即将发生新的裂变。
在电影《一九四二》中尽管我们看不到更多的关于宏大历史的叙述，但透过蒋介石被阻止去参加四国会议等片段，也能看出来举国上下当时的动荡，以及处于世界新格局的不安中。
而大的环境动荡，不但带动国内小环境的颠沛，同时也在一点点荼毒这里的百姓。日军飞机扫荡平民，国民党军队抢夺百姓粮食，百姓之间自己的恶斗和争抢，在一九四二夏季发生了罕见干旱之后的日子里，显得格外逼真，人性上的坏与恶，正在因为大环境的催化和培养，一点点流露，直至光天化日暴露无遗。电影《一九四二》对此不遗余力地展示，同时也意在再次戳穿民族的劣根性。
电影《一九四二》试图通过四条线索来展示这个过于繁杂和斑驳的年月。范家少东家在接连触碰到被抢、烧宅、丧子、逃难、炮轰、丢粮、丧妻、弃女、死孙之后，不但从地主沦为灾民，身边亲人也都相继离去，有死在莽撞村民手中的，也有被饥饿折磨致死的，还有不得不离他而去自寻活路的。少东家最后只能从路边捡到一个死去双亲的女孩，就此老少搀扶着继续走在回乡的路上。这条线索是故事的主要脉络，意在展示旱灾给苍生带来的疼痛，吃树皮甚至吃人肉，以及发生的一系列偷盗贩卖行为，都成了宏大历史下的卑微细节。
与此同时还有一条线索是国民党最高领导蒋介石和河南省主席的会面，以及未能展开的国际动态和当时的官僚腐败。蒋介石慨叹，最喜欢的日子还是北伐之时，不用顾全大局，还有民众的万般支持，而此时自己要顾及的难民、国际形象、战区等等环节，它们之间还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孰轻孰重，这自然又是一道历史出给政治家的难题。
《时代周刊》白修德作为一条线索，显得过于敷衍，但他代表的国外媒体观察视角也有格外重要的意义，他流露出来的不解，跟今日年轻观众在电影院里看《一九四二》的不解颇有相似之处，比如悲惨的局面最高领导了解吗？为什么国家对灾情不作为？而作为战地记者，白修德用与生俱来的普世价值承担了采访和洞察真相的历史人物，以此换回来了自己的普利策新闻奖。虽然对于历史格局，他不是改变局点的那个环节，但作为人类善意的价值观，他也有着自己存在的理由。
受到质疑的线索是张涵予扮演的传教士，他一路与灾民相伴，到最后虔诚受到质疑，他开始怀疑上帝的存在，影片在这里不但显得生硬，还刻意耍滑头般地嘲弄了宗教给予人类的力量。如此唐突地直指上帝对民众灾难的不作为，简直令异教徒都快看不下去了。
关于历史太多细节无法、也根本不可能在一部电影中全部展开，在这短短的一年里所发生的值得记载和改变历史的瞬间就已无数。还有只在电影背景里一笔带过的中国远征军参加的抗日战争滇缅路战役，其惨痛和悲壮也值几部电影来叙述。但电影作为艺术作品却可以承担起了解历史，进而唤醒人温故历史的义务，《一九四二》不是历史教材，却直接而悲观地亮出了这个复杂的历史图标。
作为历史题材的电影，《一九四二》甚至无意去呈现上面提过的那些过于宏大的历史，而所谓转折点也非这部电影要给予观众的，它将摄影机对准了民族人性的深处，甚至不惜放大，将其恶劣的极致逼真再现，这种民族的劣根也成了现代人最深恶痛疾的败坏疮口，它的危害之处在于我们不乏警觉者和揭发者，但却都对它陷入绝望，人性中的贪婪、自私、冷漠、恶意、攻击性等等，某种意义上是不可“治愈”的，它们伴随人类历史同生同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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